1960年代中期,十几岁的吴念真从乡下来到台北,第一次感受到城市的人心险诈,生存艰辛,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投给《联合报》,于是有了处半夜凉初透女作《少年仔找工作》。此后,受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影响,他的笔触总不离开本土乡民,写的最多的就是老家农村的那些矿工。但那些被写到的矿工,很少阅读,更不觉得自己被关注和被安慰,吴念真觉得没意思。
偶然一次,他从电视上看到台湾中视推出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芬芳宝岛》,制作人正是黄春明,因为讲到矿区待遇,这部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后来引起了矿工的联合罢半夜凉初透工。吴念真第一次发现,影像的力量那么大,一个晚上,40分钟,他写那么多小说完全没法比。这样,他有了做影像的决心,机缘所致,吴被台湾中影招致麾下担任企划和编剧,于是有了《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杰作的诞生。对本土生活丰富细腻的感触,对底层生活浓烈真挚的慈悲,是他的电影最有味道和力量的地方,台湾的影评人如是说。
风起云涌的新电影运动,1990年代后期逐渐在台湾式微,吴念真发现,自己从事的行业已被好莱坞“打得乱七八糟”,在台湾,几乎看不到台湾电影。大量传媒工具很快兴起,而电影又费钱,又花时间,它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一种表达?
吴念真投身电视,制作了一档节目《台湾念真情》,讲述岛内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和行业。2001年他又从电视转到舞台,制作了《人间条件》首部曲《青春小鸟》。到今年推出《一样的月光》,十年荏苒,他一共拿出了6部继续讲述台湾人生活和历史的舞台作品。
“我常常讲,我不是搞艺术的。艺术,让别人去做,我只负责转述和沟通。”小说、电影、电视、舞台剧,在吴念真看来,都是一种沟通的媒介而已。
这是我最羡慕的一种人生,可以跨这么多行业,但无论角色如何变动,始终能表达自己清晰如一的价值观。
看得出来,从年轻时代起,吴念真就有着强烈的用文艺干预现实的欲望。这一选择很容易让人想起在仙台念书的鲁迅,好在他只是想用小说起到沟通和安慰作用,还不至有改造社会的宏愿(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动机后面,好像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郭沫若、巴金、艾青、曹禺、郭小川、何其芳……结果是文艺不曾改造社会,却被社会改造得面目全非)。
但文艺能否干预现实,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现实,想来也是个复杂的话题。“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几曾有干预现实的意思?千古传唱不衰。是故一直有人坚持文艺必须纯粹,应当表现“永远不变的人性”,但鲁迅当年却为此撰文讥讽,说“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读高中时,我和班上一名女生读到这里颇为不忿,一致认为“闺阁里的小姐出的本来就是香汗,拉煤的工人出的自然是臭汗”,鲁迅为了拨梁实秋一枪,已有偷换概念之嫌,这比喻举的,让处于青春期的我们觉得老头子实在是……“左”得面目可憎。
扯远了,不说出汗,还是说文艺。
反过来看这个命题,如果艺术家都不屑于关注时事,一心埋头纯粹,文艺的景象会不会更清明一些?是啊,现实如此卑污,政治尤其不堪,记者问姜文老师为什么不拍当下题材,回答是当下总让他“联想到脏乱差”;冯唐老师的态度更消极一些,他觉得以中国这样一个人心基础,谁来都没戏,所以他从不谈时事,也不跟什么东西起正面冲突,只写文艺,“文艺有什么作用?至少能启人心,多有点美感,往天上一看,不光有太阳,这人一分心,独立性就能建立一些。”话也在理,但不知为什么,在一个船过三峡的时代,这样的心理总好像有搭便车的嫌疑,至少客观上脱不开这种可能。作个蹩脚的比方,都没有人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慢慢一来,可能就连“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的写作也会出现敏感詞。
李海鹏在他的新书自序中说,他写小说,并不太关心时代。我明白他话外的意思,有趣的是,艺术可以无视时代,但时代自己会有选择。《中国孩子》之后,周云蓬坚持自己的美学趣味,不愿迎合市场,去把自己扮成一个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歌手,很好,很值得尊重,但各类时尚媒体还是要瞄上周云蓬,给他戴上“青年領袖”一类的帽子,他的照片甚至已和蔡康永、徐克、刘小东等人列在一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中国孩子》,一直坚持写《不会说话的爱情》这样更纯粹、更内心的作品的周云蓬,还会不会受到如此隆重的关注。
说一个艺术家完全不想介入现实,不愿被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就像说孔雀开屏只为自娱一样不可信,微妙之处在于如何进入。《悲情城市》,1945年台湾光复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乱世浮沉,多少国仇家恨,题材是“历史”的,却有着太“现实”的诉求,让人铭记难忘的,是当一群热血青年在抨击政府黑暗时,美丽淑静的宽美和哑巴文清,在一旁通过纸笔交流情感,纸笺上朴素清秀的笔迹,化为银幕上黑白默片式的字幕,如涓涓细流化开冻结的人心;文良疯癫,宽容事败,文清被捕,一个家族如大树凋败,而大悲之后,宽美在给侄女的信中,也只是平静地写道:谦儿开始长牙了。这是一种阴柔的力量,是华族文明特有的质地,在咱们中原的文艺作品中近乎消失了,但在海峡彼岸似还如南风如缕不绝,近日看到吴念真的专访,不知怎地,我嗅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再重温一遍吴念真的话:我不是搞艺术的。选择哪种媒介对我而言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与人沟通。这话多像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依于斯(Joseph Beuys)说过的,“真的,我跟艺术没有太多关系。艺术吸引我的仅在于它给我与人对话的可能性”。

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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