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览室里翻《财经》杂志，看到崔卫平老师的文章《如何面对丛林社会》。

      《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暴红之后，评论界在近乎一边倒的颂扬声中也出现了几根芒刺，但多不及崔老师的行文平实、恳切，笔锋通透而含体温。

      崔举美国西部片《双龙屠虎》（The Man of who shot liberty valancn，1962）为例，告诉我们，同样是面对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解救之道，除了依靠外力介入——通常都是一个高大、强壮，挎着手莫道不消魂枪，套着磨损护膝的牛仔——除掉恶人，还有别一种可能，即开辟一个与旧世界权威完全不同的起点、途径和理念，使旧的强人被推翻之后，新的强人也无从产生，他必须服从一种暴力之外的约束，那就是法律。

      牛仔退场，可以看做法律的获胜，新秩序的诞生。

      从《红高粱》到《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姜文扮演的角色轮回一般重返丛林社会，并且都有一个打劫者的身份：打劫新娘或打劫县长。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人物浑身散发着所谓天然、本能的气息，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戴着旧意识形态的头套，念叨着旧意识形态的絮语，那就是以穷人的名义，替天行道。他们身强力莽，横冲直撞，有时还会绽放出天真无邪的笑容，一路高喊着“我牛，我牛”，然后将富人作为他们下手的对象。应该说，这样的强盗，诞生于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的课桌课本上。

      读完之后，觉得崔说得很有道理。

      放下《财经》，随手抄起新一期的《收获》，“一个人的电影”专栏里正好有周黎明对姜文的访谈：《把观众当作恋爱对象》。

      《子佳节又重阳弹》之后，姜文的访谈满天飞，《收获》杂志上这篇在广度和深度上相对占优，其可读性甚至超过了里面的小说。论理说，影视界的人讲话，码成文字，怎么也不该抢了作家的风头。现今情形似乎倒过来了，翻翻其他几期《收获》上的电影专栏，什么蔡明亮、吴文光甚至焦雄屏，所谈都比职业作家的文字精彩，至少心思纯贞，言之有物。

      姜文认为，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电影，“我们这脚不是按他那鞋长大的。”“电影牛逼就牛逼在每一个好电影都应该是有单独的规则和超越规则的。”

      我相信姜老师是以非常真诚的态度说出以上那些话的，其不加掩饰的狂妄让我想起他的另一句名言：“评论家就像太监，自己办不了事，净瞧着皇上在那儿办事了，回头到处散去，假装懂。”这种极尽刻薄的说辞显示出，创作者与评论界的关系基本类同网民与政府的关系。

      糟糕的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姜老师某些话听上去很有道理，和崔老师的批评一样有道理。譬如他说——

      “我愿意看关于历史人物的书，但是我不觉得历史仅仅是由他们的这一个系统来解释……艺术家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解释。”

      “其实电影是个门槛低的东西，电影不能拍太牛逼的作品，只能拍二牛逼三牛逼的故事。最牛逼的故事不适合拍电影，或者也没必要拍电影。”

      “艺术家永远不是好政治家。而且我也不打算从政，艺术家从政容易变成法西斯。或者说法西斯本身也是艺术家。”

      最后这句话正好可与老罗对列侬的看法并置观照：“毕竟他是个艺术家嘛，一般说来，我们不会指望艺术家头脑清楚，尤其在政治方面。”

      记得有记者问韩寒写文章的诀窍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写的时候心中要有个对象，就是想象怎样让你追慕的女孩子能够喜欢——恰与姜老师对电影的创作态度项背相望。可见情种不一定就能成为艺术家，但要做艺术的实践者，首先得是个情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艺术家与理论家的阵营必得如此泾渭分明，像巩俐的乳沟一样只可远观不可撮合吗？西欧的情况，井水与河水向来可以暗通款曲，尤其近代，创作的天才往往就是批评的大才，神而明之的诗人也博而精之地写论文、作演讲，出色行当极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两拨人马要么是狼和狈的关系，要么就是陈凯歌和馒头的关系呢？

      这篇访谈里，比较讨厌的是周黎明，对姜文过于迎合，缺乏基本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等于自甘堕入太监之列。还有那个述平，做编剧的就一定要和导演弄成互相吹捧的关系吗？导演可以说电影能让人多分泌点多巴胺就行，我没那么多理论可讲。但一个作家在旁边用同样的语气打圆场——“拍电影有对和好两种方式，对的不一定好。我们不管对不对，要的是好，是精彩”——这就让人觉得有点那个了。

      适值周末，冠海北园安排了地下观影活动，放映片目是王兵的《夹边沟》。可巧，正是崔卫平老师组织的。

      我没见过崔老师，心想，这下也许可以和她当面探讨一下“好”的电影和“对”的电影。

      由于迟到，错过了电影开场前寒暄交际的机会，远远看到一个温润恬和、笑意盈盈的女子正在招呼别人，没敢确认那就是崔卫平——平素看她抨击时弊，直陈真莫道不消魂相，以为那些檄文背后必是个横眉冷对的女斗士，没想到人未必如其文，就此与崔老师擦肩而过——那天她有事提前离场了。

      我也没想到《夹边沟》是一部剧情片。也许是因为先前读过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对那片土地上的苦难早有认知，那种“情景再现”出来的惨绝人寰已不能让我震撼。因为饥饿，把工友的呕吐物捡起来再吞下去，去坟场把死尸腿上的肉切下来一块偷偷煮着吃……这样的场面除了挑战人的观赏极限，很难看到对制度或人性的反思，甚至于，过多的细节堆砌还有“同义反复”之嫌。

      导演王兵那天也到了现场。我以为在铁西区长大的必是像周云蓬那样魁梧的东北汉子，没想到他那么单薄、矮小，说起话来也显得体气虚弱。

      电影映毕，众人邀导演坐到前面来。王兵一再摆手，说他最近身体不佳，不能在人群密集处久待。他瘦小的身子骨就那样搁在后面的角落里，让人很难相信其中蕴含的能量和野心。

      崔卫平走了，余者面面相觑，谈兴寡然。对导演与主创的敬意，毕竟不能替代对作品的激赏和热爱。

      如果说这是一部“对”的电影，那么它显然够不上“好”，而且这样的题材也多半为姜老师和他的团队所不屑——太拿电影说事了，缺少灵动，缺点“意思”。

      记得《南方周末》在采访姜文为什么不拍现实题材的时候，他说现实有什么可拍的，现实意味着脏乱差。而这次周黎明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姜文的回答有点避实就虚：“你就算拍现在的拍出来也是过去，那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历史和现在没有界限。”

      历史和现在没有界限，这倒接近我们所处的现实。当身边的思想者一个接一个地失踪，我们看一部事涉反“右”的影片还要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你怎么能指望子佳节又重阳弹飞越历史，与现实共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