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新科动漫频道剪片子，身边一个正做技术的80后小女生忽然低声惊叫，继而双手掩面——我偏头看她面前点开的电脑网页，一幅很小的黑白照片，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子头像，脸上的笑容宽厚而平和。那头像是我熟悉的：作家史铁生走了。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B城念初中，小城的新华书店每年“五一”“十一”总有积压书处理的活动，那会儿没什么课外书，家里也不大给零花钱，肠胃空空总要有的填，怎么办呢？那一回，鬼使神差地，我竟从满地的积压书里“顺”出一本小说集，就是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方式，尤其是像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人作家。但这是我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的，当时把那部小说集弄回家，才读了几篇我就断定，这本书“顺”得太他妈值了。正是阅读欲和性欲一样饥渴的年龄，家里除了《毛/选》和《家庭医生手册》又实在没什么书，那本书里几乎每篇小说都被我读烂了，不夸张地说，史铁生的小说、1980年代的朦胧诗还有齐秦的早期音乐，对我青春期的精神世界都产生过致命的影响。

很多年过去了，我都能记住那本集子里的入选篇目：《我们的角落》、《奶奶的星星》、《山顶上的传说》，还有《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那会儿也不懂什么叫“终极关怀”，什么叫“人文价值”，就是觉得这个作家很真实，真实得像院里的一位邻居，他缓缓地摇着轮椅，却总能抓住我潜意识里偶尔一念划过的东西，然后一直开掘下去，无限放大，大到让人不敢逼视，却又忍不住要自省的程度。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像我这样的文青型少年，那时候往往对有忧伤色调的文艺格外敏感，并且总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放逐的精神流浪者，因此顾影自伤或遗世独立。在史铁生的书里，那种一个人在绝境边缘的苦苦追问常常让我震撼，以至幻想自己和他笔下的残疾青年一样，在通往山顶的道路上艰难地爬着，像个哲人似的自言自语。我甚至也学着用他的笔调故作深沉，一唱三叠地咏叹人生，那年参加B城的中学生作文夏令营，我的作文获了一等奖，开头和结尾的句式都是从《山顶上的传说》那篇小说里套用来的。现在想来，当时一厢情愿的共鸣虽嫌轻佻，但史铁生给予我的文学启蒙却实在无法回避。

         B城地处陕西关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描写的是作者在陕北插队的经历，在我读来，心理距离上自然有种亲近感。这篇曾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小说其实更像是散文，事实上，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小说都不像一般人概念中的小说（那种完全胡编出来的身外之事，刻意营造出来的跌宕传奇都跟史铁生的创作没什么关系，他更关注的是人的内心），只有《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是个例外，这篇小说在题材上已经完全跳出了残疾人的视野，亦真亦假，亦庄亦谐，显示了史铁生对社会对历史，还有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典型的国产黑色幽默小说。今天翻出来看，有些句子仍让人忍俊不禁——看着看着又忽而难过起来。幽默感是人的生命意志足够强大时才会有的一种表现，此外还需要有过剩的智力与感受力，才能面对命运懂得自嘲，懂得放松与游戏。一个每天都要跟轮椅较劲，连生活都难以自理的人，却能够一边观照历史，一边用文字引我们一再发笑，这背后需要何等牛逼的人格，不难想见。

用人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显然不合适，也不是当初吸引我一再阅读史铁生的理由。《插队的生活》，文字何其质朴清新，鲜活生动，我在一个中学同学家里的旧杂志上看到这篇小说，像偷吃烤白薯一样囫囵吞下去，那种明朗中蕴着微苦的气息今天回忆起来余味犹存。《命若琴弦》是我在B城图书馆里找来看的，境界别开生面，但反而没有他那些非虚构的文字打动我，总觉得有点主题先行的意思，小说后来被陈凯歌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许晴和黄磊演的，基本上是在给原作减分。及至读到《我与地坛》，发现史铁生真正升华了，字里行间有着宗教般的圆熟和超拔，仿佛不是他在写字，而是那些文字在黑暗中酝酿了太久，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姿态破蛹而出。

后来跌跌撞撞混进大学，苏童、余华、格非等人开始进入视野，一时间杂花生树迷人眼，先锋文学在形式感上的异军突起很对青春的脾胃，私下羡慕并模仿着，逐渐远离了那个叫史铁生的残疾人。偶然一次在《收获》杂志上读到他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印象中文字已渐趋抽象，近乎玄想，让我莫名所以。那时候不知道他的健康还在继续恶化，已经身患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空间延展极度受限，物理意义上的外部世界于他越来越遥远，他只能向内心进发，在形而上的时空里索要生命的意义。与同时代的所谓“先锋作家”不同，他后来带有实验性的叙事探索怕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失去了双腿，却飞向了一个更辽阔的心灵世界，我们已经追不上了。

来北京的十年里，电视生涯使人变得浮躁、疲惫和浅薄，在谋生和欲望的浊流里载沉载浮，几乎忘了自己出发时的面貌。这期间，结了婚，买了房，混上了北京户口，但却愈来愈感到茫然若失，甚至经常陷入莫名的恐慌。我买的第一处房子在安定门外，离地坛非常之近，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却很少进去转转，也很少想起这里竟是史铁生的精神家园。只有每年的地坛书市，我有时会去挑几本书，嘈杂混浊的商业人群和小吃摊点杂乱堆弃的一次性餐具，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史铁生笔下那个荒芜衰败而又沉静渊深的古园。

前年仲夏，我的右脑前额叶下意外地发现一个巨型脑膜瘤，必须做开颅手术摘除，一天两夜的重症监护室待遇，近一个月的病房生活，种种苦楚，罄竹难书。住院期间，有时会看到着装清爽、仪姿绰约的异性在走廊里叽叽喳喳寻找要探视的病人，每一个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那么活力丰沛，就会不无阴暗地想，凭什么她们都那么健康，凭什么受罪的一定是我？后来再读到史铁生的文字，发现他在21岁那年变成残废之后，也有过类似的想法，遂明白我为什么会喜欢读史铁生，因为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作家不具备灵魂的重量，他们无法教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尤其当灾难来临时。而灾难是随时潜在的，不管时代的花样如何翻新，你在名利场上如何得意，总有一些苦痛在劫难逃，这个，更接近于人生的本质。当然，我只是在鬼门关边缘走了一遭，史铁生则几乎年年要与死神周旋，他遭的罪更多，体会也远为深刻，譬如：

“人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近些日子，报刊上，网络上，几乎所有悼念和回忆史铁生的文字我都找来读了，有时在地铁里，一边读一边眼泪就涌出来。我常常想，如果自己脑瘤复发，或者被宣布只余一年刑期，检点过往，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向死而生，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余生才算比较负责？史铁生说，如果不是双腿残疾，自己未必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写作也不见得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是命运逼他拿笔开出一条狭路。像95%的俗人一样，我现在从事的也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职业，如蒙上帝垂青，将我的余生打作三折，我恐怕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电视，以飞蛾扑火之力从事写作。这样，人生岂不是陷入了一个悖论：当你条件尚可、行有余力时，注定要以愚蠢的理性选择庸常的安全，必得上帝给你釜底抽薪，才会以山穷水尽的能量去做亡命一搏？果然如此，若能让每个人都残疾一次，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重新估量自己的生存价值？

记得王/怡说过，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他针对的是极 *权/恐/怖下的写作，因此可能忽略了另一种困境，譬如从三天一次的透析中，勉强挤出一天时间来写作，这种执意要在虚空中记下刻度的意志，恐怕是很多思想者都无能想象的。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度喧嚣、大家都在盲目奔跑的时代，像史铁生这样慢慢地体验生命、追问价值的人，或者被实用主义者所遗忘，或者为自由主义者所轻视。而在我看来，对自由的考量，既不是以体/制内外做标准，也不是简单的立场与队伍之分，它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强度。就不用说监狱生涯或者刑讯逼供了，如果你连一年轮椅都坐不下来，又有什么资格扯什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呢？从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史铁生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或思想阵营之争，他和我敬重的高/尔/泰一样，都是大写的人，是挑战零度的英雄。

那个叫史铁生的人走了。说他是文学大家吗，他的作品可能还远谈不上完美；说他是精神导师吗，他也曾三次试图自杀，能坚持下来多少也有点宿命的启示。在最无助的时刻，他一定多次祈求过神灵的晓谕，但并没有就此皈依成为信徒，他的文字平和通达，不像某些有神论者，仿佛一朝投靠宗教就有了找到组织的满足，甚至于再看他人都是执迷不悟。木心说过，宗教事小，信仰事大。我想史铁生也许会赞同这样的看法，他信仰“信仰”，相信人的残缺见证了神的完美。惟其如此，他才更显得可亲可敬，喜欢他的人可能会跨越不同的年龄、职业和阶层和派别。就好像前文提到的那个80后女生，平时看起来非常酷、非常技术控的一个女孩，竟会在心里给史铁生留下了一席尊贵的位置。

身为一个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拿出来示人的三级导演，我最惭愧的是，不能为史铁生拍摄一部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和那个女生合作，在片子的结尾，用技术手段替史铁生完成一个宿愿，让他从轮椅上站起来，慢慢行走，然后越来越快，走回四十年前，走回他年轻时插队待过的地方，他的遥远的清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