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先生走上讲坛的时候，我手里正攥着一份调查问卷，那是在大厅入口处的工作人员发放给听众的。问卷前面注明，进行这样的调查是为了“打造独具特色的‘央视文化’，实施‘新世纪人才工程’”。天气闷热，攥着“央视文化”的手心微微发潮。听到主持人开始介绍张维迎，发潮的手心赶紧收起问卷，用手机给朋友发了条短信。

        像美国大片里常见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朋友以最快的速度提供了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张维迎，陕西吴堡人，西北大学毕业，何炼成的弟莫道不消魂子，两年前升任北大校长助理，北大师资制度改革方案的重要起草人。他在牛津读博时的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为了给徒弟一个面子，1998年莫里斯来华时特赴西北大学做演讲。

        当年我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书时，教《财政金融》的老师告诉我们，西大历史上就出过四个人：贾平凹、雷抒雁、王木犊，还有一个好像是现在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延艺云。

        他肯定没有提过自己的学长张维迎。

        今年46岁的张维迎满头斑白，看上去像大多数做学问的人一样质朴谦和，但是他眼镜片后的光芒告诉我，这个人是坚毅、冷静、敏锐甚至是自负的。从他开口讲话的语气和速度，能感受到一个受过残酷学术训练的人特有的思维锋芒和尚智倾向。

        张维迎要讲的题目是《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他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一个国家的贫富，不决定于资源的多寡，而取决于资源的配置，其核心又在于人力资源的配置。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地方天资最聪明最有想法和胆识的人——照我理解就是人精——在干什么，对于这个地方能否过上富足的生活起了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说，历史当然是英雄创造的。

        那么最聪明的人有几种选择呢？进入政|府|部门，做官；从事企业家活动，经商；投身一般性生产，干活——就像我们这些民工一样。

        不同国家的人精在三种选择之间所做的排序是不一样的，这样，人力资源的配置就拉开了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显然，当一个社会上的人精都琢磨着办企业的时候（而不是爬官或者送礼），国家的财富才有可能获得增长。

        为什么？因为企业家能创造价值。而官半夜凉初透员只能分配资源。电视民工当然也创造价值，但是肯定不如“电视企业家”，没有他们操作Discovery或《超级女声》的整体运营，电视的价值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企业的规模决定了企业创造的整体价值，而企业的规模往往不是卖一车油条和两车油条的差异，而是一家快餐店和全球化麦当劳之间的差异，呈几何级数显示的规模差异反映在收益上是很容易让人脉搏加快的，所以企业家的能力就是你能操纵多少人脉搏的能力。

        除了公|务|员、军人和单干户，我们大多数民工的工钱多少都要由企业家来决定。在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边际贡献”，劳动力的“边际贡献”完全要看直属工头的能力大小，所以说“出来混，就怕跟错老大”，老大就是天，就是地，就是唯一的希冀，就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家。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英文entrepreneur，在《牛津英汉词典》里的解释是person who organizes and manages a commercial undertaking。为什么在汉语里翻译为“企业家”，我不知道。二十年前，张维迎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呼唤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编辑嫌“企业家”这个词太扎眼，容易让人联想到旧上海滩的商贾寡头，想给改成“实业家”，也就是industrialist。张维迎不同意，因为他文中还提到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冒险精神”（adventure），编辑想换成“探险精神”（exploration）——听着有勘探、研究的科学味道——可是这样一改，张先生的文章就算是白写了，不提倡冒险精神还搞什么企业谈什么财富?这和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所以，我理解的企业家精神至少在一部分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熊比特（J.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韦伯(M.Weber)则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这些观点大体勾勒出了企业家的集体形象：他们是最不安分的一群人。而所谓人精往往都是些不甘循规蹈矩的家伙，他们的性格具有两极性：要么创造价值，要么进行破坏。所以张维迎经常告诫一些企业家：用一个聪明人不一定能立刻带来效益，但是不用一个聪明人却可能造成潜在的危险；反过来说庸人就无所谓了，你用不用它都不会对大机器的运转有什么影响。

        从1979年以后中国最早一批私营企业家的队伍构成，可以看出人精和人渣可能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命运和价值全看历史怎么掷骰子。在苏叔阳编剧的电影《夕照街》中，人们发现，原来这些人改造好了也可以有所作为；在路学长导演的电影《长大成佳节又重阳人》中，大家又发现，原来那些所谓的风头人物居然是这样一批人！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感慨，关键看你在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不管怎么说，正是这些人挑战了官本位的思维模式，激起了中国人对财富的欲望。今天人们习惯于抱怨贫富差距悬殊，张维迎再次告诫，说这样的话要谨慎，贫|富|差|距是难免的，如果财富是建立在效率竞争的基础上，就意味着财富有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流动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恰恰是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你不能光看见猪吃肉了。

        再者，城市中的绝大数人群都要靠企业家吃饭，企业家的大规模涌现已经使中国人的银行存款比二十年前高出许多。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中国式企业家”的能力（当然各种制度的限制也是“中国特色”之一）。所以，贫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们习惯把贫|富|差|距和不安全感、对未来的期许甚至道德危机混杂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焦虑的情绪波动，这说明表象的东西对人最有欺骗性。就像人们在择偶时，外貌总是先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