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冒险、个人主义，还有诺斯提出的合作精神，这些都意味着企业家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比常人要高出许多。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没有这种精神，生物就难以应付未知的风险，生命会轻易夭折。企业家甘愿顶着雷去游说别人出借各种资源让他折腾，为什么?

        因为假定每个人总是选择综合报酬最高的职业，而最聪明最有胆识的人总是选择边际报酬递增的职业。什么叫“边际报酬递增”？在奥运会比赛中，短跑冠军比亚军在成绩上仅仅领先0.01秒，反映在广告费上就可能领先几百万美元。在“天上人间”这样的夜薄雾浓云愁永昼总会，身为“头牌”的小姐在姿色、技巧方面和其他同事间的差距很难具体衡量，但是“开床费”却能拉出一个让高级白领都心理失衡的档次。当然，比起海外商贾愿出天价买章子仪一夜，娱乐明星的“边际报酬递增”也同样给“头牌”小姐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投身娱乐而竟成为明星，当然是聪明而有胆识的，他们当中也有想借着名气投资办企业的，多半都办不成，于是男明星只有给企业家做广告，女明星做了广告不说，最后可能连人都要卖给企业家，因为在“边际报酬递增”这一点上，她们和企业家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中国从“边际报酬递增”中获益最多的企业家在哪里呢？肯定不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些人里，张维迎说那些人是话多，不是钱多。张的一个朋友在做南方做企业，手下的经理人都是广东省|常|委、深圳前党|委|书|记这个级别的角色。

        身为民工，哪怕是做电视的民工，我们的职业也肯定不在“边际报酬递增”之列。报刊文章千字二百，20分钟的节目劳务四千，你得像小姐一样玩命接客才能在这个城市买房安家，还不一定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做电视包工头就有可能“边际报酬递增”，特别是在电视台这个传统计划|体|制|管理下的传媒企业，电视包工头可以利用与权力持有者的关系获取栏目管理权，这是西方资本家想都不敢想的美差，因为品牌、资金、设备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媒体，包工头可以在不承担任何个人风险的情况下为自己榨取收益。显然，这样的资源配置是偏离了效率原则的，所以电视台的节目在不断的关、停、并、改中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但最终还是有一大部分节目不知道究竟是做给谁看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种基于不平等政|治|权|力或亲缘关系的交易被称作“寻租”，也就是经济学家最不能容忍的一种行为。

        为什么会发生“寻租”？因为资源|垄|断。为什么网上会有性|爱博客和民|主|宪|政|言帘卷西风论？是因为其它媒体不给这个空间。网络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编辑、记者去扩大这个阵营？因为其它媒体要形成垄|断。这里面既有天然垄|断，也有行|政|垄|断和法定垄|断，所以张维迎说国有企业是最大的寻租场。而国家电视台集国有企业、事业编制、媒介寡头及党|的|喉|舌于一身，当然更是一个深具中国特色的超级寻租场。世界上没有一家电视台能像我国国家电视台一样，每天要在门口接待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上帘卷西风访人员，他们缠着绷带拖着残肢打着地铺摊着状纸在那里终日以待，为什么？因为权力，一个在民众的想像中拥有如此煊赫权力的机构——事实上它只是一个生产电视节目的国有工厂——又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对它进行权力、财物和人事方面的有效监督，它开口说什么怎么说几乎等同于法律——从对央视导演赵安同学的量刑处理上，电视台证明自己甚至还可以高于法律。所以说，国家电视台里的形形色色的大佬从事的是当下中国最舒坦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可以任意使用“寻租”行为来获取外界无法想像的“边际报酬递增”。

        他们唯一要承担的风险在于“政|治上不要犯错误”，譬如9.11这样的突发新闻播还是不播？俄罗斯人质事件的具体数目可不可以在娱乐节目中作为有奖竟猜？电视台的大佬们自己往往也吃不准。其实，想要不犯错误把握一个原则就可以了：可播可不播的，不播；看见人家已经在播的，请示以后再播。